十年前，《一一》上映后，很快就有身边的朋友用震撼的语气推荐说，“好！”买了碟，然后就放在那里。期间，左左右右，涌起过几次念头，但就是没看。这一下，是十年。

3个小时的片长。是需要下决心，还是需要机缘？总之，就在这两天，熬到深夜，我把它看了。看完，直到现在，那故事里的很多话、很多细节，还在脑海飘荡。想要一再重看。

《一一》由婚礼开始，葬礼结束。中间还有小baby的诞生。影片伊始，是8岁的洋洋和一大家子人站着合影。身后高他半头的3个女孩子，个个绷住脸，不停地偷乐，弹他一个脑啵儿、扯下耳朵，逼得洋洋几次回头，都找不出来是谁在捉弄。影片结尾，洋洋站在婆婆的遗像前告别：“婆婆，你知道将来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，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。”

婆婆是婚礼当天摔倒的。昏厥不醒。妈妈希望每个人回来都陪婆婆说说话，幻想能唤醒她。洋洋拒绝，“她只是听到，又没有看到，有什么用呢” ？

“看到”这件事，是洋洋内心的疑惑。把疑惑的种子植入他心里的，是发生在白天的“保险套”事件。带着婚礼上的粉色气球到学校玩的洋洋，被学生干部撞到，引来老师追究。他站在讲台前，向洋洋怒吼：“谁带不该带的东西到学校来？谁？谁带保险套到学校来啊？”洋洋一脸无辜：“什么是保险套啊？”老师认定他在撒谎，冲上去翻洋洋的左边口袋，搜出一只散了气的粉色气球。洋洋说：“你只是听别人乱说，没有自己看见。”“你以为主任没看见的事情就不应该知道？”

“你看到的我看不到。我看不到的可是你也看不到。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呢？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?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，这样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？”洋洋提出的问题，让爸爸无法回答。

我被洋洋的问题吸引，是为一句常出现在心理自助书上貌似有理的话——“幸运的人总是对幸运的事敏感，不幸的人眼里看到的全是不幸。”在《一一》片中，导演杨德昌设置全能视角，展现着每个人光彩、欢喜、正常的一面，在暗影里又布置出每个人的无可奈何、失落和悲伤。譬如，洋洋家隔壁单亲家庭16岁的莉莉，琴拉得好，人长像漂亮，却不能接受妈妈在情感和生理上的饥渴，她最终用自己的身体报复了母亲——去引诱和妈妈有不当关系、自己的英文老师上床，结果男友成了刺死老师的少年犯。

释迦牟尼原本一直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皇宫。他的父王千方百计让生活中所有的不幸都避开他。然而，出城3次，他就看到了身为人的命运——“生老病死”。其实，无论我们选择看与不看，命运就在那里。而这正是杨德昌看到的。《一一》获得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大奖，他在60岁时逝去。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可以区分出幸与不幸吗？

日本心理学家山崎拓巳在《干劲的开关》中说，“因为一些存在于我们潜意识里的东西，我们总会从无数的现实图景里，迅速联想到自己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事物。那么往自己的脑海中储存什么，就很容易决定外界的事物将如何与我们发生关联。” 其实，不断拓展我们意识层面的图景，打破我们对于人生好或坏的设定，我们才有机会看到事物的多面性，才会真正可以选择让事物好的一面与我们关联。

十年过去，我才看到这部电影。也许，这正是一种必然，因为只有此刻的我，才看得懂《一一》。